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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格格不入:英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影像
日期:2016-09-21

文/何伊宁


导语

 

在名为《制造历史:1929年至今的英国艺术和纪实》(Making History: Art and Documentary in Britain from 1929 to Now)的展览图录文章中,泰特现代美术馆国际艺术部策展人塔尼亚·巴森(Tanya Barson)开门见山:“围绕纪实摄影的重要问题,以及了解任何纪实摄影实践的关键,是社会观察的政治影响:作者/观察者,以及他们与被观察对象(常常位于社会和文化他者性上)之间关系的位置;对档案的权威性、电影和摄影指示性特征,以及他们被指定为“透明”和“客观”的媒体的质疑;真实与经验现象的关系;以及纪实实践与前卫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1]

 

在上一篇针对英国纪实摄影实践的考察当中,笔者分上下篇回顾了在1970-1990年代之间,记录英国亚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影像,从特殊的语境中解读了图像中的独特文化代码;同时,笔者从“后亚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上世纪末至今,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活动的多元性和流动性特征,并讨论了与之相关的丰富影像档案在大众媒介中应用的方式,以及当代语境中摄影艺术家再现亚文化风格的创作实践。在接下来的此篇文章中,笔者将把观察聚焦在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反主流文化群体(counter-cultures)之上,通过回顾英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历程,梳理一系列将英国亚文化运动作为记录对象,以及创作题材的纪实和艺术摄影的实践,在展现丰富范式的同时,讨论摄影对推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可视性和持续性的影响。


本月月初,伦敦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迎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主题展——“你说你想要革命?记录和叛逆者——1966-1970”(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Records and Rebels – 1966-1970),展览通过检视20世纪60年代后期最伟大的音乐和表演,以及电影、设计和政治行动,来探索该时期对改变社会历史所起到的重要意义。在现任V&A馆长马丁·罗斯(Martin Roth)看来,这场雄心勃勃对20世纪60年代晚期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框架,展现了这一革命时期对我们今日生活的难以置信的重要意义。[2]


“你说你想要革命?记录和叛逆者——1966-1970”展览画册封面,2016


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大幕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率先拉开,时值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与政治危机渐浮表面:失业率增高,贫富差异的扩大化;一系列国际事件(越战爆发、马丁·路德·金遇刺)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广泛传播。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中,将“反文化”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反主流文化运动海报


反主流文化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的研究范畴,在CCCS的定义中,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特征。只有少数是青年卷入了在英国出现的“避世运动”(Beat Movement,即“垮掉的一代”)所对应的运动。而是以带有“后垮掉一代”、“在路上”色彩风格,并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CND)及其他和平运动而更加盛行。[3]在由CCCS成员斯图亚特·丹尼斯(Stuart Daniels)所制作的反主流文化年表中,他以1965年代表核裁军运动(CND)的阿尔德梅斯顿大游行(The Aldermaston March)作为反主流文化运动在英国的开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还包括格罗夫纳广场首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反战游行、伦敦占领空置房屋运动、以及英国首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静坐示威。正如霍尔等人所总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与CCCS一直以来研究的亚文化所不同的是,它以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反对主流文化(政治、系统的哲学、宣言等),还有它“另类的制度(地下刊物、合作社、反职业者等),它把“过渡期”阶段从十几岁的年龄往后延伸,最后它混淆了亚文化中工作、家庭、学校与休闲之间的明显区别。

 

约翰·霍普金斯,《从阿尔德梅斯顿到伦敦,核裁军运动游行》,1965


从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摄影师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不单单用摄影记录了几乎每一场静坐和抗议运动,他更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推动了反主流文化群体的兴起,被人们称为“地下之王”(King of the Underground)。1960年1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霍普金斯放弃了他本应从事的核物理工作,毅然决定拿起相机成为了一名自由新闻摄影师。早先在拍摄了一系列音乐人,如披头士、滚石乐队之后,霍普金斯开始在60年代中期拍摄伦敦新兴的地下场景,记录了许多和平游行、诗歌朗诵等活动,并跟随着反主流文化群体的核心人物,如“垮掉的一代”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脚步记录下每一次的重要时刻。


约翰·霍普金斯,艾伦·金斯堡和诗人们在阿尔伯特王子纪念碑台阶上,1965


1965年3月,霍普金斯的身影出现在阿尔德梅斯顿大游行的前阵,黑白照片中的反战人士们手举着写着核裁军运动的牌子和嬉皮士和平符号做成的牌子,从他们的服装,例如牛角扣大衣、三件套西服可以看出区别于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的风格。同年6月,艾伦·金斯堡和一众诗人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参加国际诗歌大会,并集体留影于音乐厅对面的由纯金打造的阿尔伯特王子纪念碑前的台阶前。在为后人留下大量60年珍贵影像的同时,霍普金斯还收集了伦敦所有对主流文化持有抵抗的行动者的名单、地址和联系方式,大大提高了当时伦敦的地下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传播。

 

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群体兴起之际,一本名为《国际泰晤士报》(International Times)的激进地下报刊于1964年在伦敦创办,杂志于1966年开始发行,以刊登连环漫画和摄影作品为主,两周一期,为推动反主流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出生于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的格雷厄姆·基恩(Graham Keen)是《国际泰晤士报》早期的艺术总监,他在1966年5月拍摄了年轻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与后来成为英国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在伦敦的一次重要会面。在这份报刊供职期间,基恩记录了包含核裁军运动和反越南战争的抗议游行的图像,这些底片在尘封50年之后被重新整理并以《格雷厄姆·基恩:1966及诸如此类》(Graham Keen: 1966 and All That)为名出现在V&A的展览现场。


格雷厄姆·基恩,反越战游行上的反主流文化群体


 然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并不是唯一针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策划回顾展的机构,2014年初,名为“几十年情怀。20世纪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群体的兴起”(Those Were The Decades. 1960s: The Rise of Counterculture)系列活动在英国伯明翰圣像美术馆(Ikon Gallery)拉开序幕。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诞生地,伯明翰在20世纪70年代正是学生静坐、罢工、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流行示威活动活跃的中心。


这一系列以讲座、电影放映和展览活动在考察圣像美术馆所收藏作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的同时,带领观众再次回顾了这一围绕着反战、占屋、种族隔离、金融所展开的亚文化运动。

 

万利·布尔克(Vanley Burke)是一名出生在牙买加的摄影师,他1965年移居伯明翰,随后用一台祖母送给他的相机拍摄自己身边社区中的日常生活。二战之后至六十年代初,西印度群岛人掀起了移民英国的高峰。他们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了许多民族聚居区, 积极与英国白人通婚, 努力参与英国的劳动市场与政治领域, 期望融入英国社会。然而,作为一支黑人移民群体, 他们在英国的发展之路, 却遭遇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尽管如此,一些来自战后第一批移民家庭,诸如万利·布尔克、阿尔迈特·弗朗西斯(Armet Friancis)、查理·菲利普斯(Charlie Philips)在内的黑人摄影师主动用镜头记录同胞的生存状态,并逐渐意识到影像对于争取民权的重要意义。


万利·布尔克,非裔英国移民聚会


作为英国黑人摄影师的代表人物,布尔克用四十年的时间记录了伯明翰汉兹沃斯区域(Handsworth)黑人社区丰富多样的生活,还涉及了一系列伯明翰非洲和加勒比人社区中的公共事件,如1977年在汉兹沃斯公园的非洲解放日活动(英国最大规模的黑人群体聚会),以及其他的抗议与团结游行。CCCS领军人物斯托亚特霍尔本人作为黑人工人阶级的后代,在布尔克的回顾展上强调,布尔克的摄影照片“第一次以一种亲密的,知情人的‘ 肖像’展现出来——而非是针对黑人英国作为殖民定居者的社会学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以难忘的图像的方式打印在展览的照片之上”。[4]

 

在全世界各地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占屋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抵抗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荷兰、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开始盛行,其主要宣扬的是让闲置的房屋可以供给更多的人居住,而这恰恰反映的是社会上的贫富两种极端:一些人头无片瓦的同时,却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闲置。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其撰写的《英国社会史》中讨论了英国一百年来住房问题进行了精炼的概述,伴随着越来越多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1994年,全英国的空房就有86.4万幢,其中有许多惨败不堪,亟待解决。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些“占屋”者栖息其中,引起社会的关注。[5]


戴夫·沃克林,占屋者,伦敦阿纳利区(Anerley), 约1977


出生于南伦敦的戴夫·沃克林(Dave Walkling)是最早记录占屋运动的摄影师之一,同时他本人也是一名占屋者。沃克林于1973至1975年间就读于伦敦印刷学院(现伦敦传媒学院)的创意摄影课程,在第二年因考试问题而辍学,并从1975年开始占屋,并持续拍摄相关题材的作品。在沃克林在1976至1982年拍摄的大量有关占屋的照片包含了在不同场景和地点拍摄的作品,还原了反主流文化群体占屋的形态,以及包含大量嬉皮士家庭在内的日常生活。沃克林将这些图像描述为一种个人的“家庭相册”,正是这种优点才使得他们非常有趣。

 

另一位因拍摄伦敦占屋运动而成名的摄影师名为马克·考森(Mark Cawson),他曾以“Smiler”为名发表和展示自己的作品。考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拍摄了西伦敦和国王十字区附近的占屋者。2015年10月,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Art)展出了一场名为“Smiler:马克·考森的伦敦照片”(Smiler: Photographs of London by Mark Cawson)的摄影师回顾展。与沃克林的传统记录方式不同,考森多用闪光灯模糊了占屋者的面部,或是截取了身体的局部予以呈现,为他的占屋图像勾勒出一种神秘感。摄影无疑是捕捉到占屋地点文化和社区完美的媒介,从肖像到抓拍,甚至是毫不掩饰的拍摄喂奶或是性爱的场景,考森的照片揭示了占屋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亲密时刻,也体现出这些嬉皮士的真实经验。


马克·考森,《帕特利斯,伦敦兰仆林》,1983


马克·考森,《雷蒙娜在酒吧里》,1979-80


1995年,英国《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中规定:限制持沉默权,赋予警察在可疑的场合下以更大的执法权利,包括采取相应的措施去约束私闯民宅者,擅自占用空屋以及非法露宿者。成长在反主流文化运动兴起时期的汤姆·杭特(Tom Hunter)同样以占屋作为题材,通过借鉴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寓言和神话故事,创作出一系列既维持了摄影所代表的纪实,同时融合绘画传统的作品。自1997年开始,汤姆·杭特开始以他同住在哈克尼区的邻居为主角,拍摄了一系列名为《无名人士》(Persons Unknown)的作品。 伦敦哈克尼区参与占屋的反主流文化群体一直都是杭特的拍摄对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过着嬉皮士的生活。受到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 画作的启发,杭特将大师的代表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挪用到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读着驱逐令的女人》(Woman Reading A Possession Order)是杭特在邻居家拍摄的一张作品,画面中的少妇正低头阅读手中的信件,躺在蓝色毯子上的婴儿面朝着他年轻的母亲,背景中寥寥无几的家用却不免透露这对母女生活的窘迫。杭特从构图的安排、场景的规划与光线,都直接引喻自维米尔的原作,通过将古典大师的作品同当代的社会现况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相结合,杭特找到了全新的纪实摄影语言,而《无名人士》系列也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汤姆·杭特,《读着驱逐令的女人》,选自《无名人士》系列,1997

 

“成长在新时代”是伦敦艺术大学摄影艺术研究中心(PARC)与桑德兰大学、布莱顿Photoworks摄影中心以及伍尔弗汉普顿美术馆之间建立的合作小组。2012年,该小组策划了一场由玛乔莲·莱利(Marjolaine Ryley)的最新作品,以及戴夫·瓦尔克林 (Dave Walkling)档案照片所组成的展览,集中反映了“在英国反主流文化运动背景下成长”的主题。玛乔莲·莱利于1974年出生于纽卡斯尔,那时正值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反文化、左翼政治、妇女权利和“新时代”的思想流行的时期,莱利根据自己成长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及父母的经验,发起了一个名为《成长在新时代》(Growing up in the New Age)的作品,用以探索记忆、历史、家族关系和档案叙事的观念。在莱利的调研中,她从他家人在南法的一次社区会议上意识到,他父母早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正是对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背道而驰。


 



 



玛乔莲·莱利,选自《成长在新时代》系列,2011-12


莱利在创作《成长在新时代》的过程中通过使用摄影、电影和录像、写作、收集、重新利用档案资料和网络呈现等方法展现了反主流文化群体生活的的方方面面,将作品置于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2012年,《成长在新时代》发表在PARC的出版物Fieldstudy第15期中,由瓦尔·威廉姆斯、玛乔莲·莱利、佐伊·李培特(Zoe Lippett)以及马尔科姆·迪克森(Malcolm Dickson)共同撰写,重新考察了上世纪发生的这场社会乌托邦。

 

如果说摄影师捕捉反叛混沌的时代精神,那么回到反主流文化运动兴起的实质,苏格兰政治理论家汤姆·奈恩(Tom Nairn)将这场始于中产阶级亚文化群体的诞生总结成一种美好的展望,即“青年”作为社会机体种的那些压力的载体,预示着新的社会,而不是对传统社会的再生产;“青年”第一次承担生物学意义之外,可以承担积极的社会意义。[6]

 

注释

 

[1]马丁·罗斯等著,《制造历史:1929年至今的英国艺术和纪实》,泰特美术馆出版,2006,第9-10页。

[2] 马克·布朗,《在V&A美术馆主展览里专题展出的1960年代革命》(1960s revolutions tofeature in major exhibition at the V&A),卫报,2016年2月26日。

[3]图亚特·霍尔等著:《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第138页。

[4]马丁·罗斯等著,《制造历史:1929年至今的英国艺术和纪实》,泰特美术馆出版,2006,第18页。

[5]阿萨·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5,第381-382页。

[6]图亚特·霍尔等著:《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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