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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在指控:证据、档案还是艺术?(上)
日期:2016-09-29

文、图录翻拍 / 金雪岑


引子

 

巴黎le Bal当代摄影艺术中心2015年最具分量的展览,主角不是艺术家作品,而是人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但却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司法照片。同样内容的展览现在正在英国伦敦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画廊展出,标题为“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这些图像无一例外都是在要被用作司法证据的前提下拍摄的。十一组司法照片为观众呈现了从阿方斯·贝迪永(Alphonse Bertillon)发明开始,并在十九世纪广泛使用的犯罪现场“度量”照片,再到利用当代数码科技重构2012年巴基斯坦被无人轰炸机毁掉的城市街区景象。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学”视角的分析和观看尤为重要,历史背景、政治地理、图像用途以及创作条件都是同等重要的考察条件。




阿方斯·贝迪永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


这场展览的图录也荣获2015年Paris Photo艺博会-光圈摄影书奖最佳展览图录的奖项。由Le Bal当代摄影中心和Edition Xavier Barral合作的图录制作精良,灰白黑作为主色调让人感觉中性却不冰冷,展现并补充了展览内容和理论支持。

 


展览图录封面


“所见即所信。”


这个存在于人类观看历史中的先验常识,在法科学史上也一度占据重要席位。引用最早将摄影术和照片介绍做司法用途的阿方斯·贝迪永的话:“机械化成像的照片毫无疑问是不容置疑的档案文件,其产生作用也具可信度。” 照片作为主语,其谓语可以是揭露、记录、确认和证实。但随着证据科学的发展和对图像性质的认知更新,其揭示真相的权力就不断且越来越多地被质疑。

 

一、法医学照片作为证据preuve)的争议

 

一百年间,刑侦专家、警探或者史学家一直借照片的证明能力做法科学用途。英语词汇forensis在中文中被译作法科学(forensic science或legal science),是指随着法律的需要而发生、发展,并为法庭和法律审判服务的各种医学与自然科学的总称。“法科学”一词的出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1],洛杉矶成立了最早的法科学实验室(Los Angeles Forensic Science Laboratory), 当时的“法科学”还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刑事技术”(Kriminalistik)的同义语。到了20世纪中叶,“法科学”一词有了新的内涵:美国法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 1950)和国际法科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Science, IAFS, 1957)相继建立,旨在联合一切为法律服务的科学部门,包容了属于法医学和刑事技术的各个分科。它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发现和检验与犯罪有关的物证,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证据的科学,是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法学也是科学,但属于社会科学,而法科学则是自然科学。从这个定义便揭示了法科学中事实构建的必要性。照片确确实实记录了时间发生的场景或者结果,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认知从一张照片上所看到的东西呢?

 

照片或者说图像自身并不能成为证据

 

“证据”一词在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中被频繁使用,证据概念也成为争论的焦点。证据常被定义为事实或根据,但仅“证据”法学界还有“材料说、“原因说、“结果说、“方法说、“反映说、“信息说、“统一说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毫无疑问的是,证据首先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语词。

 

在汉语中,东周之前没有类似证据字样的文字,因为东周以前,社会稳定,占卜与祭祀等宗教活动突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尽管纷争不断,但都没有带来对超自然力量的怀疑,神灵始终是主宰人的根本力量。甲骨的征兆本身就是真的,不需要再去证明其真实性,人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与天沟通的有效性。当信念本身动摇后,人事因素上升,证据一词就必须被发明出来。一切需要人来进行裁决的地方,都有着证据概念的存在。证据不仅具有认知的意义,更有着社会伦理的意义。从历史语义考察可以看出[3],西方语境中evidence是指清楚明白的性质、情况、境界。汉语中证明一词,有着使之明白、清楚的意思。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是拉丁语evidentia一词的最初使用者并非偶然,因为看见不重要,让你相信看见了的才是重要的。在法语中,“évidence”依然以明显性为首义。不过“preuve”在法语字典中被明确界定为证据,并在司法领域中普遍使用,而“preuve”更具有修辞学上的意思,即论证、引证。论证并非证明,证明追求确定性的真,而论证只是讨论或然性的真。

 

证据概念必须在证据活动中才能被完整认识。从形式上看,证据概念只有以符号形式外化出现,才能参与到证据活动中。人们在进行证据活动的时候,把心中所拥有的证据观念赋予这个符号,从而生成证据意义,指称某种实际的事物为证据概念的承载物。照片是首先在19世纪末被司法系统使用作为证据承载物的,摄影被看作是确定真理的客观手段,与媒体面世也几乎处于同时期。但很快,照片就不被视为确凿的证据承载物,但仍然用作证人证词和其他口头或书面证据的补充材料。数码科技的崛起,使得更难评估摄影作为证据承载物在法律案件中的价值。

 

但无论是符号、观念还是事物,都只是从某个侧面表现的证据概念。在情境中,人们的证据思想、证据符号与可能的证据承载物,三者因为人的活动而得以连在一起的时候,证据概念才完整呈现。更由于证据依赖于人类活动,从而人对证据概念的认知程度无疑将限定着证据概念的呈现程度。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每个人、每个群体对事物的认知程度都是不同的,而且这种程度的差异随着人的认知结构和时空转化而变化。因此证据概念可以说是认知结构与外物符号的结合,人的认知结构是证据概念的必要部分。证据是属人的证据,证据并没有自体的绝对性,图像亦然。

 

还有都灵圣体裹尸布的照片和William H.Mumler的亡灵照片,这些照片一经曝光,关于图像中呈现物的性质和被图像呈现物的性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举个时间上较近的例子,伊拉克Abu Ghaib监狱里的那些照片无不说明图像似乎可以同时揭露和隐藏,提供误导性线索或者将发生事件截断、碎片化。图像在被阅读的时候就进行了某些动作。萨特在其想象论中就指出“图像是一项活动而非一件事物”[4]。在图像材料上呈现着或清楚或模糊的各种痕迹,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细节往往就成了圈套。“图像自身始终就是一个谜,质问自己到底显示了什么。是刑侦专家的解读,它们才被接收为证据。” 图像被构建为证据是公众需求。


 

都灵圣体裹尸布的照片


接近真相是一项极为复杂且危险的活动,通过大量的概率计算进行似真推理和确定误差范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以贝叶斯分析为代表的概率论[5],是改变了人类生活之现代科学成就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并非是唯一认知工具。司法侦查也未必就能得出什么结论。刑侦专家能捕捉到的也通常只能是一些若有似无的蛛丝马迹和假设的对白。? 将所有“不可能”排除,剩下的“可能”便会成为确定的真实。[6]?图像被构建为证据同时也是刑侦专家、研究员或史学家内心信念和政治敏感性的体现。为了看见,首先必须相信。因为,? 我们只能看得见我们观察到的,而我们也只能观察到已经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中的事物?,贝蒂荣给出这样的陈述。对于刑侦专家而言,关键是建立一系列图像的部署, 技巧性地赋予图像以真相之名。

 

图像的实证能力被部署强化

 

并非任何随意拍得的照片都能作为证据,阿方斯·贝迪永为每个犯罪现场都度身定做空间标尺,Richard Helmer作为颅相重合技术的先驱将头骨的照片和Josef Mengele的面部照片重叠对比,《Gaza毁灭之书》中盘点了2009年伊拉克受袭后所有被摧毁建筑。蒙太奇、拼贴、放大、叠加, 部署使得罪行、嫌犯身份和刑侦专家主观上力图证实的想法同时出现。视觉部署在先验上是为了展现肉眼难以看到的,使不可见变得可见。削弱某些线索或者强化某些怀疑,对犯罪嫌疑人一些动作或者整个事件发生的假想通过图像被重新构建,“不再需要创作场景图像,只需要根据图像还原场景。[7]”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用科学手段寻找这样的视觉媒介,例如巴黎法医学会的成员早在十九世纪就试图解剖分析被害人的视网膜以期发现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谋杀者的样子。

 


Mengele的头骨照片


犯罪事实中的混乱、发生在身体或物体上的暴力都可以通过视觉部署进行有序的整理、编排和严谨的科学分析。犯罪现场被细致地使用网格分割,通过数学或者光学手段勘测出相关数据,再由此制成数据图、统计图或者3D模型图。地点和人体的测绘图是最常被使用的视觉部署手段。而对测绘图的解读,则完全依赖于刑侦专家。除此之外,专家们的部署也体现在图像信息的采集,解读和分析上。纽伦堡审判杰克森案的庭审中,法庭中央放置大屏幕用来放映集中营的图像借此给纳粹被告们定罪。

 


纽伦堡大审判照片


从词源学上说,Dispositif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dispono以及其词根pono。Dispono指将事物放置于此处或他处,或在不同的地方设置、布置(arranger)。它也指在军事意义上,将任何人、事、物布置得井然有序。而其字根pono与上述含义想似,亦指将事物或军队编排、安置下来,或指艺术作品上将作品形构(former)或安排。Dispositif 部署[8]的概念与archive档案性质相关联。

 

不过刑侦专家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图像部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作为司法用途的图像其客观性是被创造,被构建出来的。为了达到客观性的目标、图像的透明化和中立的观点,部署必须尽量隐藏专家的主观性。图像获得证据地位的代价便是专家被抹去其主观性。部署,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图像不再情景化或具有强制性而是一件认知工具。另外,部署具有“临床学”的视觉形式。所以图像必须不能带有任何受影响的痕迹。奇怪的是,这种明显缺乏风格的图像反而自成风格。部署还会同时将犯罪图像和犯罪行为都非人化,比方说在航拍图片上就不可能看见人的形象。当看到1937到1938年间苏联大清洗运动中不可计数的遇难者肖像图片,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停留于某个个体或家庭的悲剧,国家和集体罪行的程度被无限放大。



前苏联大清洗中遇难者照片


(未完待续


注释


[1]《世界法医学与法科学史》/贾静涛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 《左传·成公十三年》

[3] “证据的界说-以字典释义为中心的历史语义学分析”,《证据科学》2014年第22卷(第4期)

[4]  “L’image est un acte et non une chose”, Jean-Paul Sartre, L’imaginaire

[5] 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罗纳德·J·艾伦著,江诸豪、戴月、柴鹏译,“证据科学”2016年第24卷(第3期)

[6] 《 Si l’on écarte tout ce qui est impossible, alors l’improbablequi demeure doit être vrai. 》 Erwin Panofsky citant Sherlock Holmes, Troisessais sur le style, Paris, Gallimard, 1996.

[7]  《Il ne s’agit plus de créer l’image d’une scène, mais de recréer la scène d’après son image. 》, Philippe Comar, Crimes etChatiments, dir. Jean Clair, Paris, Musée d’Orsay / Gallimard, 2000

[8] “部署”这个概念是指在不同因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系统,以便实现一种“统治的战略功能”。在《肉体的告白》访谈录中,他对“部署”该概念有更系统的说明与解释:在这个名词之下我试着定位的是……一种全然的异质整体,它包括话语、组织、建筑形式、规章条例、法则、行政方式、科学陈述以及哲学、道德、慈善的命题。我说这样的部署本质上是战略性的;它意味着各种不同力量关系之中的某种操弄,一方面既是往某个方向来发展这些力量关系、瘫痪这些力量关系、或是稳定这些力量关系、使用这些力量关系(Foucault 1980: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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